S’il suffisait d’aimer

重回卡村，小城简单清静的生活继续，我的情绪始终如同沐浴在这暖暖的阳光中。在开学以后，坏消息越来越多，先是图书馆的书莫名地超期被罚了心疼的20胖子，然后就是每天都要看到报道，有多少回不了家过年滞留在火车站无助的脸，发展至今更是断水断电的生灵荼毒。不说大雪本身造成交通瘫痪，生活质量的下降，更残忍地是活生生地剥夺了多少人，一年等一回，与家人团聚的夙愿。那天和室友一起看BBC新闻，说是中国政府已经无奈地号召大家今年不回家过年。我几乎都要滴下泪了，回家过年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意义不知道外国人能不能理解。可能是同为一个回不了家过年在异乡孤独生活的游子，我看到这样的场景是会忍不住得心酸的。

我的好心情，慢慢地伴随着这场弥漫的雪，在星期四戛然而止。从星期四拿到Gary上学期作业的feedback以后，心情就开始变得大坏，倒也不是分数本身的效应。在来英国学习以来，Gary老师一直是我崇拜的老师之一，无论是关于学习还是关于将来的工作，跟他谈完以后总有豁然开朗的感觉。Gary老师说话不怎么客气，但好就好在这份不客气几乎就是一针见血地让你看到自己的弱点，还有如何努力的方向。

于是周四的下午，当我挤进人群，在我的文件夹里拿出那份feedback以后，我是多么迫不及待的期待Gary老师给我的评价。这可以说是我人生第一份以记者的姿态，带着光荣的给世界看看真实中国的使命感写的报道。(我曾经和很多人一样，常常纳闷美国总统选举跟我有什么关系，布托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肯尼亚动乱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唯有在涉及中国的报道上，我一旦看到有失偏颇的报道就常会恨地牙根痒痒。）

我知道Gary老师也好，那些其余的外国同学也好，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社会主义专制统治如何让香港文明倒退，香港人的民主人权问题在回归以后怎么每况愈下，香港人怎么为普选而频繁斗争。可我偏偏不喜欢在中国问题上依顺外国人，给他们看唯恐天下不乱的调调。

（97的时候，财富预测了the death of Hong Kong几乎是西方媒体观点对于香港危机死亡论的代表性报道，Economist更是莫名其妙地长篇累牍How Hong Kong can change China，分析香港弹丸之地将会怎么样彻底改变中国？英国人认为，他们一手打造的香港，无论从法制和民主文明环境都是中国大陆社会主义专制体系学习的典范，中国应该完全照搬香港模式。需要承认的是，在十年之前香港人确实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看待大陆的，而且在那时候他们也足够的理由和资本骄傲。可十年以后，经历两次金融风暴的香港以及大陆急转之上的发展所形成两者关系的转变，自然让很多西方人感到失望）

从感情方面和自己的经历出发，我最后还是选了香港和大陆回归后关系如何改变的角度，探讨了香港人如何看待自身身份的话题。Gary给我的评语说想法不错，但是style需要很大的努力，语言很含糊，很诗意(我都不好意思用这个词，可他用了poetic对我一个来学新闻的同学来说，不是莫大的讽刺么）。然后，写了大大的Read Economist！Think Economist，还划了下划线。我看了Gary的评语后，心一下子就沉到了谷底冰凉冰凉，一个人木然地走回家里，看着那份让我伤心的作业，强烈地质问自己我到底是不是适合做记者？从某种层面来说，我自问自省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第一天了。

在Gary给我的打击之前，我曾经思考过，我这个不善于与人交流，也常常与人群疏离，只是喜欢有着距离感地远远观察，生活在别处的人，天生似乎就不是做记者的材料。在这样的质疑声中继续下去的时候，这学期偏偏还有更一窍不通的国际关系和经济金融报道要学，几乎就是除了把自己逼上梁山就没有退路的情况。

今天醒过来给妈妈打电话，忍住没有讲自己失落的遭遇，妈妈说大雪还在下。本来是有瑞雪兆丰年的吉利说法，那今年只能改成祈祷，大雪在新年前赶紧停吧，好让游子们都能回家，也好让我从雪上加霜的郁闷中赶快走出来。